《在流淌的邊角裡瞧你的聲音：七零青春紀事》（台南版），於5/19晚上，5/20下午在成大的「台文講壇」演出。這是繼此戲在台北牯嶺街小劇場首演後的第二次演出，由段惠民導演，領著一群新的年輕大學生，抽空排演，搭配差事劇團團長李哲宇帶領的團隊，來到成大與當代的大學生「直球對決」，挖掘一段逐漸被遺忘的歷史記憶。「直球對決」出自汪俊彥的首演評論文章[1]，我借用他的說法，點出此戲就形式與內容上，對於當代觀眾的閱聽經驗來說，十分挑戰，不甚討喜。首先，演出回顧「保釣運動」的歷史，這段發生於1970年代，中（中華民國）美斷交前後，因為釣魚台領土爭議，引爆的北美台灣留學生愛國運動，至今年代久遠，逐漸在主流媒體被遺忘，甚至因為運動路線出現「左統」傾向的發展，在今日主流的政治氛圍下亦不合時宜，也不再被主導論述青睞；再者，這齣戲的形式，如同汪俊彥所指出，不遵循心理寫實的情節佳構劇，而是以一個奇幻爬山旅程的詭異寓言，展現一種「不人不鬼」的風格；海量卻破碎的歷史背景知識，加上跳躍的超現實風格，《在流淌的邊角裡瞧你的聲音：七零青春紀事》真不是一齣容易看的戲，刻意選在成大，與千禧年後出生的一代大學生近身相遇，不啻又是一次「直球對決」。
其實團長李哲宇在其博士論文以「兩個翅膀」的比喻，討論過差事劇團多年以來的戲劇實踐。差事除了美學風格上靠近民眾戲劇的探索之外，另外一個實踐的途徑是一種「文化行動」，「文化行動」或許不以美學風格的探索為主要目的，而是一種有意識的介入行動，以戲劇為方法，介入社會重要卻持續被主流忽略遺忘的議題，比如逆風青少年，比如被壓殺的歷史記憶。對我而言，此次在成大的演出更像是差事又一次的文化行動，透過成大台文系鍾秀梅教授的牽線，差事劇團主動來到校園，而且不以傳統黑盒子空間為場地，來到具有歷史象徵意味的「台文講壇」，戲還沒演，行動已經開始。
台文講堂真的不是一個適合演出的場地，段惠民必須挑戰場地的限制，以疊加的紙箱，搭配滾輪支架，組裝成方便移動的背景，紙箱背景兩面，一面畫著寫意的山景與碉堡，另一面畫著校園景色，透過輕巧的轉動，變換場景配合不同的時空。背後是一面用各種廢紙貼成的簾幕，掛在窗台上，擋住窗外的世界，營造出一種舞台感。精簡回收的材質，以巧思構成的極簡舞台，十分有帳篷劇勞動共作的精神。戲劇內容以一個爬山的奇幻旅程為主軸，透過兩個年輕世代山友與「太平」（在劇中代表林孝信夫人，成大公衛系教授陳美霞教授）的對話，牽引出關於保釣運動的種種記憶。當年的戰友有些成了隱士，有些成了「墮落的理想主義者」，成了高官，配合美國的軍事佈局，在台灣以自己的方式繼續「愛國」。今日的反差對比當日的激情，不勝唏噓之餘戲劇還是要帶我們回到那個年代，台灣校園附近冰果室的論戰，如何持續牽引到美國的串聯，中美日台複雜的地緣政治變遷，戒嚴時代的思想控制，反共不反中，白色恐怖的監控與密告，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民族主義激辯…與整代「保釣運動」相關的歷史知識橫飛，透過場上學生素人演員拋擲出來。說穿了要不是先讀了張宗坤解謎式的劇評，[2]以及事先補課閱讀幾本相關書籍[3]，我想看戲的時候必然雲裡霧裡。於是我不禁想到，在場的青年學子，有誰真能捕捉到台詞裡那些時代的指涉?還是如同當下的我一樣，很容易被時代的歌曲、舞步以及服裝所吸引?那是美國因為反越戰而興起的反文化（counter culture）運動革命時代，搖滾樂、喇叭褲以及舞廳文化作為一種時髦商品輸入台灣，成了一代青年人對「美式民主」的想像，製造「成為美國人」的慾望，而追隨其後的香港流行文化，不啻是這波青少年抗爭文化被流行消費收編後的在地持續變體，這些元素在整個演出結構裡持續出現疊加，的確營造出一種時代之感，但這些營造都是為了一再牽引出整個時代構造下的無解歷史矛盾，那也是為何表演裡同時唱出American Pie以及Joan Baze的We Shall Overcome。西方的反文化抗爭引動了釣魚台運動的青年理想主義，但其後的發展只有美式流行文化的持續大行其道，而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義早已被遺忘。這樣的歷史發展矛盾何解?《在流淌的邊角裡瞧你的聲音：七零青春紀事》（台南版）作為文化行動，就是要直球對決這歷史發展矛盾，以時代歌舞的「好看好聽」，誘引觀眾去碰撞那些如今聽起來十分陌生，甚至難以理解的線索。
此次直球對決的文化行動還有兩個鍾喬親自主持的演後對談，第一次找了筆者本人，第二次找了劇中原型的成大公衛系陳美霞教授。對我來說，我的學習收益大過於給予，保釣世代長我20多年，而我又長現場的學生也是20多年，做為銜接記憶的中間世代，我做的只是從自身生命經驗出發，再從閱讀的內容與戲劇演出，重新剖析自我生命經驗裡過去無從意會的生命政治。換言之，此次演出作為文化行動，對我自身來說是一次「反身性」蛻變的體驗過程，讓我發現自我生命裡，伏流著隱而不顯的層層政治紋路軌跡，那些生命刻痕，其實與上一代未解的歷史矛盾依舊綑綁一起。從現場的對談，的確發現小我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對於那個時代十分陌生，但是他們殷切的眼神卻也流露出認識的誠意與熱度。
演出最後，遮住窗戶的簾幕打開，將場內與場外連成一線，表演群體開始齊聲高唱時代的抗爭歌曲，這是帳篷劇常見的結束手法，意味著演出結束了，生活才要開始，臨時的劇場會消失，但從劇場走出去的歷史幽靈，是否走進了活著的人的心裡？又牽動改變了甚麼？在歷史巨輪下渺小的我們不得而知，但時間會驗證一切，而文化行動必須持續。
*作者為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、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