傅大為、盧倩儀、馮建三、郭力昕等四位老師的「反戰連署」尚未發表，就被受邀參與連署的朋友們在臉書上率先曝光、批判。事件發展到後來，變成臉書上酸苦甚至惡毒的謾罵、貼標籤與人身攻擊，實在令人沮喪。我們心裡產生的第一個疑問是，為什麼臉書上的公共討論總是讓人感到孤單與沮喪？

臉書與拉岡的資本主義（非）話語（Capitalist Discourse）

在3月2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中心舉辦了「何處安『心』，給大疫時代的精神分析關鍵詞」的系列活動。筆者（柏瑋）以Xenophobia in Covidopia為題，闡述了疫情所揭露的反烏托邦的社會病徵：「極權化、規律化、退化、陰謀論、面部陽具與異己恐懼症」。當人們透過國家機器來製造與維持情況可控的「幻象」時，幻象遮避不了的真實依然是：「依舊疫情、病毒無法預測、目前仍無法治療、無法具體，四處都是。」抗疫如抗戰，疫情是否讓我們提早啟動了戰爭會激發的社會病徵以及拒絕真實的「防禦機制」？

當時筆者也提出了法國精神分析師雅各·拉岡(Jacques Lacan)所提出的「資本主義的（非）話語（The Capitalist Discourse）」盛行所帶來的精神與社會的危機。拉岡提出四種話語(Four Discourses)，主人話語、歇斯底里話語、大學話語與分析師話語。這四種話語代表四種透過「說話」而產生的人我社會關係：我命令你、我抱怨你、我教你、我讓你說話。無論是哪一種話語，裡頭都有被置之不理的真實，例如命令他人的主人，將主體的內在分裂與痛苦置之不理。然而，每一種話語都有與對方說話與建立關係的渴望，也因為期待而有所失望，因而繼續說話、繼續失望、繼續建立關係。而說著說著，話語也會發生轉變，例如從主人話語轉成歇斯底里話語，拉岡說這轉動的過程出現的是「愛」。

資本主義的話語，是主人話語的變形。說話的主體，將內在分裂與痛苦揭露出來，不想假裝「作主」，但也並不想與人建立關係，而是選擇自行擁抱主人能指（master signifiers），透過鞏固關於真相的「信念」來減少分裂感與痛苦。在這樣的話語結構裡，社會關係是斷裂的，「對方」是無關緊要的，說話者只是透過「信念」「間接」的與他人說話，對方怎麼想、有沒有回應是毫不重要的。這樣的話語最嚴重的後果是社會關係的斷裂，讓每個人都陷入孤立。表面上我們好像聚在一起，然而卻不斷地離心散去。說得越多、離得越遠。

臉書的平台是資本主義（非）話語的溫床，自己說了什麼、說得好不好、獲得多少「讚」遠比我到底真正在跟誰說話、真實的對方會怎麼想、會有什麼反應、真實世界的關係會發生什麼改變這些惱人的問題來得重要許多。

當老師們選擇在臉書上隔空喊話，有辛辣的、有苦口婆心的、其中也看到非常酸苦的，無論是那一種口吻，若其中缺少了建立社會關係的實質意願與行動，我們聽到的依然是資本主義的（非）話語。

我們不禁想要問老師們：你們彼此難道不是相識、甚至是舊識？如果拒絕連署，在聲明還尚未發表、尋求意見與參與發表聯署時，有曾直接向對方表達不同意見的看法嗎？有面對面彼此核對釐清差異嗎？差異是在理念層次、社會分析層次、政治判斷層次、還是行動操作的層次呢？什麼是可能達到共識的差異，哪裏是無法跨越的，這些可跨越與不可跨越的差異是否具有社會公共意義，是否值得透過公共討論來讓社會有機會「聽見『自己』內在多元且相互矛盾的聲音」呢？

我們是否能設計一種拒絕資本主義的（非）話語的「民主課」呢？

民主教育與思想犯罪

筆者（馨文）在印度求學過程中，上過一門非常棒的政治思想課：由尼赫魯大學政治學的教授Valerian Rodrigues所開設的「印度當代政治思想」。出身於南印低種姓的家庭，七零年代曾為無土地的農民爭取土地權，Valerian老師是研究賤民運動領袖安貝卡(B.R. Ambedkar)思想的專家。

課程內容包含印度近代重要的政治思想家：從像我們這樣的外國人比較熟知的甘地、尼赫魯、泰戈爾，到獨立時期印度賤民領袖與印度憲法起草者安貝卡、十九世紀反種姓制度的社會改革者與農民思想家Jyotirao Govindrao Phule、主張巴基斯坦獨立的穆斯林運動領袖Ali Jinnah、重建伊斯蘭信仰的左派詩人哲學家 Muhammad Iqbal、到其思想導致甘地被刺殺的勇武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思想家Savarkar等。

老師非常認真，四學分的選修課分四天上，每堂課50分鐘，都是早上九點（那段時間覺得自己是準時上「早課」的小和尚）。一班約二十位同學，學期開始老師先從印度現代政治思想幾個關鍵的問題意識出發，為每個思想家的思想與生平進行簡介，後大半的時間是學生報告文本與課堂討論。報告與討論的設計是一個民主的訓練，每個同學從書單中挑選自己有興趣、喜愛的思想家的一個文本負責報告，然而報告的同學，除了要對內容提出簡介之外，還要對文本提出「批評」，而班上其他同學則要分頭認領該書的一章，負責從各章的細節論證替文本提出「辯護」。

當時我對老師的設計感到疑惑，有天忍不住課後問老師：「負責報告的同學選擇的思想家與文本是他喜愛的、親切的、花最多時間掌握的，這位同學或許是最能夠內化這樣的思想的，由他來辯護難道不是更深刻？難道倒過來操作不是更好些嗎？」老師這樣回應我：「印度學生比較順服，要內化承繼或深刻闡發他們所愛的大師（Guru:思想導師）的思想，這是他們擅長的事，但要他們批評比較難。難道你不覺得嗎？」我說：「在我們的國家，批評好像沒有那麼困難，好像比辯護容易得多。」

這個「批評所愛」與「為他人的選擇辯護」的練習並不容易，印象很深的是負責報告與「批評」Phule的女同學，她自己出身於低種姓家庭，從小看著Phule的照片如神像般的掛在牆上，她報告的時候說：「批評Phule好像在進行思想犯罪」。

這是一堂很好的「民主課」，政治思想是在每日不斷地對話與思辨練習中發生的。思辨與正反意見的表達都是思考與討論的「過程」，並不需要有立即的結論，而是讓想法充分的發展。思想充分的「表達」不等於充分的「發展」，表達之初總有不足，都是透過討論，而更加完善充分，既有的想法也會產生轉化與新生。相互衝突的想法不只在於彼此之間，更是內在於個人，「進行思想犯罪」的同學，也很訝異原來自己也有對偶像有這樣的批評聲音。民主並非只是「尊重」外部的「他者」的「表達」的權利，而是允許「內在」相互矛盾與衝突的聲音也能獲得充分的「發展與轉化」的空間。主體的核心正是分裂，精神分析的技術，不在於縫合這分裂的痛苦，而是在提問辯證的對話空間中，直面這分裂的核心。因此，精神分析的思考，也從來不是固定的理論體系，而是「變動不居中的思考（thinking in motion）」。

開放式對話與開放式行動

筆者（柏瑋）多年在台灣推動「開放式對話」(Open Dialogue)。開放式對話是來自芬蘭的社區精神危機處遇模式，當精神病患進入危機狀態時，我們先不預設知道發生什麼事情。參與危機處理的團隊成員，是來自不同醫療與助人專業背景。大家會一同「入家」到病患家中與家屬與友人組織民主的對話，讓每一個成員之間與個人內在的多重聲音都充分表達，不以專業自居，認為我的學識與經驗比你更懂你的狀態，而是先好奇、了解、消化、確認、鼓勵不同意見、對話、再深化。負責對話的成員並不急於得出「結論」，而更強調聲音被充分聽見的「過程」的「療癒性」。最難能可貴的，這是一種以精神病患為中心的「民主課」，相信即便再瘋狂、失序，都是我們社群中的一份子、都具有值得傾聽的道理與故事。

這樣的經驗與模式或許也可為危險的轉型中的我們對抗資本主義（非）話語的提供另類的行動參考。

民主，在開放式對話當中，意味著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聽見、被回應。而「每個人」，也包括自己內在紛雜多元的聲音。你有可能對自己的想法感到矛盾、困惑，然而這些卻也至關重要，因為內在心靈即是外在他者的匯聚之處，我們如何可以傾聽自己的複雜，也就更能理解外在的複雜。因為理解這樣的複雜，於是我們不替他人代言、不用「我是為你好」為名，強制將內在豐富多樣的森林化為單一齊平的農地。

如同本篇投稿一般，我們將想法不斷堆疊，從一場談論疫情的論壇出發，將對方的論點與平時交流的認識開始產出話語。同樣也是透過網路串連，但我們對著彼此說話，因為我們是認識的、是有關係的。過程中邀請對方回應、修改、說明給對方聽、也同時說給自己聽。在撰寫過程中我們並不知道結果會產出什麼，但每一個書信往復，都期待著回應。我（柏瑋、馨文）想，在公共討論的時刻，是不是有機會創造出這樣的對話空間，對於他者有意見、立場不一致、反對對方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然而在每個行動與發話當下，思考我們如何在一起、我希望怎麼讓我的話語被接收、對方聽起來如何、我們怎麼樣在每一次對話關注彼此的關係，並開放更多的可能性參與其中，這會是一件很值得嘗試的事。（相關報導：簡錫堦觀點：反戰運動促成挪威和平獨立｜更多文章）

＊作者張馨文（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、印度安貝卡大學心理學博士候選人、拉岡精神分析實踐者）、郝柏瑋 (諮商心理師、台灣拉岡實踐與推廣協會理事、台灣政治暴力創傷跨專業療遇協會監事）

（轉載自風傳媒，圖片取自Pauwels, M. 2019. The Most Hysterical of Masters: Lacan’s Capitalist Discourse and Contemporary Styles of Interpellation. Psychoanalysis Culture & Society, 24, 10.1057/s41282-019-00117-9.）